戴信勤，河南省文峪金矿党委副书记。这是我名片夹中一张普通的名片，但他的主人已经不在了。
　　老戴职务是书记，或许曾当过矿长，大家还是叫他戴矿长。
　　我与戴矿长相识是在一九九六年，因为矿上与当地个体矿主的一场官司。案子是由所里其他律师代理的，我只是帮助联系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去拍了个新闻片，由此每次到所他总要与我聊聊。
　　初见戴矿长，他瘦小的身材，一身不很人流的装束，若是手中不拿着个皮包，若是西装袖口的标签没有拆掉，说他是个来京找活干的粗工，没人不相信。然而，走近老戴却会发现，他是个很有“担待”的男人，对人、对事总是从从容容；他早年入伍到黄金部队，后随部队集体转业地方，从战士干到矿长、党委书记，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范。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峪金矿周边地区个体采金发展起来，国有金矿逐步让个体矿包围，有时为了与国有矿挣抢资源，个体矿竟将巷道挖到文峪金矿的采矿面上；私人矿主聚敛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所采取的掠夺性开采方式，使国家的矿产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国有矿山的经营也十分困难。尽管文峪金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设法阻止，个体矿乱采乱挖却愈演愈烈。多亏九十年代中期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邹家华副总理到河南现场办公解决乱采乱挖问题，事情才出现了转机。于是，就有了这场官司。
　　文峪金矿向个体矿主提出了停止乱采乱挖的诉讼请求，并保全了对方超范围开采的小金矿和已经开采出的矿石。但是，由于矿上拿不出足够的诉讼费，本可提出上亿元的诉讼请求，文峪金矿只提了二千万。财大气粗的对手，出手百万元，要戴矿长放弃诉讼，遭拒绝后，又放出风来，要老戴当心性命。戴矿长说起这些，口气是淡淡的。他的下属告诉我，这些年，戴矿长带领矿公安处防盗挖、堵偷运，与当地不少人结下了仇，他曾被人打过，还险遭人飞车暗算。在矿上，他常年带着办有持枪证的手枪。
　　官司终于赢了。不久，却从黄金总公司传来戴矿长牺牲的消息。
　　戴矿长死于意外事故--一个体矿主退出非法采矿点后，为了防止死灰复燃，矿里决定将其全部炸毁，在一次组织爆破施工时，戴矿长不幸殉职。与戴矿长斗了多年的个体矿主闻讯赶到他家，送去五万元钱，撂下话说，“当初我与老戴打官司，要给他钱，他不要。现在我可不是求他什么了，我只是敬重老戴这个人。”军人出身的老戴，在非军事斗争的战场上，获得了军人的最高荣誉——对手的敬意。
　　我与戴矿长最后一次见面是胜诉后。一拿到判决，戴矿长就赶到北京向黄金总公司汇报，第二天一早，他来到所里，还带了好几包“灵宝大红枣”。他的神态还是那么平静，但看得出心情很好。戴矿长到北京，只要有机会就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这天早上又去了。同行的矿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他随戴矿长看升旗，这已是第三次。听说我还不曾去过，戴矿长提出，下次一起去。我应着，“行。不过，我这个人不怕熬夜，却难得早起。”戴矿长感觉出我有些敷衍，象是劝我又象是自语地喃喃道，“好看，看了还想看。”
　　戴矿长走了。
　　三年前与戴矿长原本并不经意的约定，在我心中却渐渐隆重起来。老戴，“清明”我一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代你向国旗再行一次注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