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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突破疫情困局之道(四)中小规模所: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新挑战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28日 15时35分  作者:北京市律师协会 图为参会人员:广森所杨汉卿、衡宁所常铮、华卫所郑雪倩、慧海天合所孟宪芹
图为参会人员:家理所姜鹏飞、嘉观所王艳华、科仪所蔡庆江、清律所熊定中
图为参会人员:维诗所杨安进、五辰所李彦馨、星权所顾若平、宣言所叶勇
图为主持人 王卫东 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

第三场:新思路新模式应对新挑战

——12家中小规模所抓住机遇求发展


  2020年8月13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召开“疫情时期首都律师的挑战、应对与机遇”第三场研讨会,就30名执业律师以下律师事务所在疫情管控新常态化下的生存与发展进行研讨。
  研讨嘉宾:
  杨汉卿  广森律师事务所  
  常  铮  衡宁律师事务所
  郑雪倩  华卫律师事务所  
  孟宪芹  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
  姜鹏飞  家理律师事务所  
  王艳华  嘉观律师事务所  
  蔡庆江  科仪律师事务所
  熊定中  清律律师事务所  
  杨安进  维诗律师事务所
  李彦馨  五辰律师事务所
  顾若平  星权律师事务所
  叶  勇  宣言律师事务所

  主持人:王卫东  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

  主持人:2020年已经过去大半,从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按下暂停键,到逐渐复工复产进入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再到国际形势变化引起的诸多不确定,都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了冲击。首都的律师事务所如何应对、适应并调整各自的业务形态和管理模式,都值得行业深入思考。据统计,2019年北京市有2732家律师事务所,注册律师30人以上的事务所仅160家。参加本场研讨会的12家律所,代表着行业的大多数,今年以来情况如何,值得行业关注。
  寒冬已过回暖迅速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有9个多月的时间,12家律所回顾而望,有的工作量、收入同时上升;有的工作量上升收入下降;有的工作量收入双双下降。复工复产后除少数律所外,均走出阴影,回暖迅速。
  杨汉卿:广森所主要做建设工程和刑事辩护这两类业务。疫情发生至今,建设工程业务基本上没受影响,但刑事业务上半年基本没接案子。收入上,以往每年递增都在30-40%,今年上半年下降了40%。从现在的形势看,建设工程项目收入有所增加,刑事案件基本恢复正常,如果不再有突发事件,对全年的影响不是太大。
  常  铮:今年3月,苗林书记到我们衡宁所里检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时,我们曾向苗书记做过汇报。我们所的合伙人主要从事刑事业务,事务所业务也是以刑事业务为主。在人员、管理、分配制度上,都是紧密型,目标是做小而精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对于合伙人来说,第一年收回我们投入的成本已经实现。今年上半年受了一些影响,但到年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既定目标还是有可能完成的。5月份根据大家的意愿,先发薪酬的2/3,未发部分所里计利息,相当于投资,年底返还,大家携手共度难关。
  郑雪倩:华卫所是专业律师事务所,主要做医疗卫生法律服务,是北京50多家医疗机构的法律顾问。疫情期间,医生和医疗机构冲在抗疫前线,收治患者、做手术、接受捐赠防疫物资等事项,都需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我本人作为法律专家被选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从春节开始经常开会,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给出建议,问题涉及应急管理体系、医疗救治、疫情研判等等方面,我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组里唯一的律师,说明国家对律师队伍的认可,我们也发挥了专业律师应有的作用,为防疫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所全体律师在疫情期间编写了《全民防控新冠肺炎法律导读》,为社会大众提供法律问答服务;为50多家医疗机构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汇总成小册子发送给全国各医院,反映很实用。从律师代理案件数看,前两个季度下降了50%。从业务收入看,由于疫情影响医院无法正常开展所有业务,收入下降,我们的法律顾问费也难以正常收取,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大部分属于公益范畴。估计全年收入会下降20%左右。
  孟宪芹:慧海天合从2005年开始做公益项目,除个别律师独立外,其余律师都是工薪。疫情期间,我们的公益项目都在进行,但收入下降。我们所紧邻新发地,新发地疫情最严重时候,法律咨询和社区居民找律师解决纠纷量暴增,但出于防控需要,我们也不能进社区,只能在所里严格防控,特别紧张。上半年收入大概减了50%,工作量增了50%,公益律师事务所压力特别大。
  姜鹏飞:家理所是纯粹的公司化律师事务所,百分之百发工资,每个月的成本大约200万元左右。疫情发生后,由于当事人无法到所里接受委托,收入急剧减少。相比提成制律所,工薪制的律所可能压力更大。业务全面恢复后,从7月1日到8月11日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入已经超过千万。如果顺利,今年我们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有大约100%的增幅。虽然比往年增幅可能减少一半,但已经是万幸。
  王艳华:嘉观所是一家专业化精品所,实行公司化管理,全员工资制。我们从1月份开始上调薪水,实现了前一年合伙人对大家的承诺。我们是做政府业务的,从国家层面到市、区、街镇,是40余家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疫情期间,我们的工作比平时更忙。另外,今年各个小区都要求设立物管会、业委会,各个街道都需要我们做专项一对一辅导。政府职能的转变带来很多工作下沉,政府支出的法律服务预算在提高,我们的收入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完成了既定的增长目标。
  蔡庆江:科仪所的业务基本是刑事领域,还有民事和法律顾问,人比较少。受疫情管控影响,很多案件都处于搁置状态,尤其是重大疑难案件,人数众多的,都推迟了开庭时间,造成结案上的困难。最近我们开的庭都是在线上,涉及人数不多,相对案情比较简单。收入上,因为我们刑事案件多,结案延迟,家属委托意愿、付款意愿、请律师意愿都在下降,律所的收入也下降。
  熊定中:清律所的主要业务是互联网方向和娱乐法,往年在人数不增长的情况下,基本维持50%左右的增长率,今年截至7月增长只有9%。后几个月可能会发展较快,今年的总量能够上升。我们人虽然不多,但在互联网服务、婚姻家事、建筑工程、投融资、娱乐法方向都有自己的团队。受疫情影响,一些行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有一些行业非常好,我们今年业绩最好的是房地产团队,他们的业绩翻番,稳定了整个律所收入。
  杨安进:维诗所主要做知识产权,通常是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几个领域。我们的定位就是给少量优质客户提供优质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今年确实受到了很大冲击。比如欧美这块优质业务,由于疫情管控,各个国家成了孤岛,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下降,不再立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种长远收益。我们有个客户今年要破产,也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损失。另外,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具体。2017年美国AMD向中国转移X86 CPU技术转移项目,我们代表中方,还有一些高性能CPU技术,现在中美之间这些业务基本不会再有了。美国一些客户去年的账单到现在还没结,有的客户还处于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中欧之间的技术转移会不会受到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对我们这样的律所,今年上半年有些单子还延续去年的工作,下半年到明年,可能更不好过。
  李彦馨:五辰所主要业务领域是投融资、知识产权、商事争议解决。今年二三月份基本没有收入,四五月份渐渐好起来,现在越来越好。今年的收入觉得还可以,预期应该超过去年,增长幅度应该在50%左右。特别高兴的是以前别人很想收购我们,今年居然有事务所想并到我们这里来,这也是对律所的鼓舞吧。
  顾若平:星权所受疫情影响,2020年1月至7月营收同比下降3个多百分点,预计2020年整体收入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星权所主要以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以及各行业知名人士、影视文娱公司为服务对象,是以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维权以及文化影视行业日常运营所涉业务为主要服务领域。从发展看,我们的业务已逐步形成一种平台效应,在原有业务领域的基础上,我们已设立了商事和刑事部门,还加入了一支专长于家事的部门,未来希望能够真正实现一个“私人律师”的概念,用多元化促进我们根植于文娱领域的专业化。
  叶  勇:宣言所以前只做专利,2015年合伙人提出了服务行业的概念,对我们的科技创新企业客户,从专利到技术保护,再到产品的特许经营,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这次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合同付款有比较严重的延迟。我们从没想裁员,大家很不容易聚在一起,能够默契合作,这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办公用房是央企的,疫情期间免了3个月的租金,为此我们又续了3年的租约。
  从疫情爆发至今,中小规模所生存不易。这12家律所的合伙人都主动减少自己收入,或者增资律所,或者拿出上一年度的全部分红、利润,保证不降薪不裁员,为事务所的稳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新技术在低迷中异军突起
  从疫情发生到防控进入常态化,律师事务所管理和发展的传统模式受到挑战。一些年轻律所、年轻律师在新技术手段应用上的努力,成为12家律所的一抹亮色。
  杨汉卿:为了应对疫情对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干扰,春节后,我们利用难得的空闲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业务,准备写几本书,现在都在有序推进。疫情防控期间的培训都是利用新媒体开展网络直播课程,还通过抖音等视频平台宣传推广我们的业务。因为无法和当事人见面,就利用腾讯视频和手机微信视频与当事人沟通。未来一段时间,所里办公室只做接待客户使用,原则上律师在家办公,通过视频开会。
  常  铮:疫情期间,大家踏踏实实静下心提升执业技能和执业水平,我们一直都是线上办公,到今年7月,才真正进入恢复状态。几个月里主要是练内功,每个星期有线上例会,给大家做内部专业技术培训,同时把培训课程转换成视频、音频方式,跟全国律师在线共享,还打造了公益的刑辩律师公开课,通过各种平台进行交流和学习,收获很大。现在我们的线上例会和线上案件讨论制度,已经形成了工作模式。  
  我们是专门做刑事业务的,疫情发生后,刑事业务的开展,包括视频会见、视频开庭、远程阅卷,我们也在探索。疫情中,湖南的案件不能阅卷,我们就跟当地检察机关和北京检察机关协调,通过线上方式完成了律师的阅卷,这个做法当时在北京算是首例,开了先河。
  孟宪芹: 疫情期间,为了保证公益项目的延续性,我们采取云课堂、云诊室、通过抖音等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法律服务,进行普法宣传。
  姜鹏飞:我们是比较典型的数字化律师事务所,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团队,有自己完善的系统工具。除了签订委托合同,大部分工作都可以通过线上实现。复工后,我们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营销就需要更贴近市场,以市场化作为主要的客户获得渠道,要有自己的品牌和专业化标签,获得市场和同行的认可及专业尊重。从组织架构上说,我认为中小所不能变成收费跟盖章的地方,还是要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增强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王艳华:疫情发生后,政府机构一直在上班,很多干部下沉到社区后,遇到问题都需要我们提供法律服务。我们组织律师制作了疫情防控法律问题的课件,通过线上给各个小区居民做普法宣传,减轻社区值班人员的工作压力;在第一时间针对海淀区做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指引,提供给社会和业内使用。我们在线上的培训面比较大,每个月都有两期针对政府机关工作的线上培训。我们所多年做政府业务,一直计划要出本书,疫情期间完成了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出版。疫情发生后,很多之前的习惯发生了变化,我感觉律所的业务类型、业务形态还是需要多元化。今年一月,我们引进了知产团队,以后其他业务领域是不是也要引进,我们正在思考。
  蔡庆江:对于刑事案件为主的律所,在工作模式上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律师和客户谈案子,一般都在所里谈,疫情防控期间迫使我们大多情况下采取视频与当事人沟通。
  熊定中: 我们所有一个部门,专职收分客户案卷材料、负责扫码、转交律师开庭通知等工作,这个部门的同事不是律师,我们称之为律所中台。因为律所从事互联网业务,我们的OA系统、案件管理系统方面数字化程度比较高,从建所开始就是比较极端的远程化办公模式。完成这个模型,当时是为了解决住在各个地方的同事通勤问题。这次疫情,让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律所还是应当尽量推行远程化办公模式和数字化建设,在技术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律所愿意推进,可以分享我们律所实实在在受益的内容。
  李彦馨  疫情期间,我们把业务培训改为线上进行,每周一次,现在是线上线下结合进行。
  顾若平:我们所之前的业务,很多案件都是在三大互联网法院开庭,对于线上开庭,我们并不陌生。在取证上,我们也一直是7×24小时快速取证,保证第一时间固定侵权线索,包括使用应用区块链技术,我们都是比较早的。从业务内容来说,我们一直提前布局关注新的业态发展,我们服务的大部分客户是明星艺人,很多法律服务内容也在不断创新,我们是伴随着客户一起成长。疫情以来,大量项目停机,直播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很多明星艺人都有加入,这就要求我们研究新领域,帮助他们提前规避法律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不断地伴随艺人前进,了解业务特征及新的商业模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今年3月我们成立了海南分所。这几年很多影视公司特别关注海南,我们就快速地、第一时间到前线去,帮助更多影视公司解读政策、帮他们落地,把法律服务做得更好一些。我们还在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的指导下成立了“北京星权影视娱乐争议调解中心”,在北京市影视娱乐法学会组织下,牵头成立了“演艺从业人员权益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
  相互交流 携手发展
  在北京市律师行业中,中小所是大多数,他们运行的如何直接影响着行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所思所想对行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座谈中,12家律所围绕中小所的发展进行了交流切磋,相互启发和借鉴。
  杨汉卿:中小所的健康发展对行业十分重要,但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关于中小所运营发展的操作指南。我个人的想法,协会应当引领中小所做专业所,做强而不是做大。我们的培训在侧重理论或者具体诉讼点时,更要注重年轻律师的执业基本技能和执业理念,有些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对能解决的问题,非得想强硬地突破一些底线,这是不行的。要从严建立律师准入制度,严进宽出,提高实习律师或者转为申请执业律师的标准和条件,行业不要急于扩大人数,而应该提高律师的素养。
  常  铮:在跟苗书记汇报时,我们也谈到所里为加大对青年律师的扶持,提高了青年律师的互助金,建议协会能不能专门对青年律师有一个扶持基金,可以做些开拓。
  郑雪倩:小所发展中比较大的压力除了社保问题外,还有公积金的问题。年轻人收入不多不愿交,所里增加了负担。另外,行业协会对提高律师形象和社会地位的工作还要常抓不懈。
  孟宪芹:公益法律服务是建设法治国家,提升行业形象不可或缺的,但是坚持做困难很大。像我们这种实实在在做了多年公益的律所,在政策上希望有所倾斜。
  姜鹏飞:疫情发生后,我们信息化的优势非常明显,我建议中小所加强信息化建设,把系统工具、知识管理做好。我们所一共80人,正式执业的律师只有26人,程序员工资跟律师差不多,分管产品和技术部门的管理人员报酬很高,但这些都是值得的。
  王艳华:我希望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能多一些,可以跟大家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另外,小所招聘实际上挺难的,协会有没有可能为有需求的中小所组织一些线下或者线上的专场招聘会?
  蔡庆江: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后,各地的防控标准不统一,律师出差十分不便,协会能否提供各地防疫的更多信息?疫情来了以后,6月之前基本全是线上开庭,以后线上开庭会不会是一种常态?什么样的案件适合线上开庭,什么样的案件不适合线上开庭,对于诉讼律师而言非常值得思考。  
  熊定中:关于公积金问题有个情况介绍,可以了解北京市公积金中心有一个政策,基于企业机构的特殊情况,可以向公积金中心申请,比例下调到5%,这个比例一般律所应该可以承受。关于律所的信息化建设成本,我们测算过,如果是大所,比例在预算的5%—10%左右,中小律所20%绝对够。关于行业重点推广哪些领域的法律服务,我觉得可以参考中央对于首都的定位和北京市规划。
  我们曾经参加了互联网法院司法解释的起草,提出了一些远程审判的建议。我们也是全国第一个设互联网法院庭审室的律所,有专门的设备,没想到今年变成常用的了。在这方面,我觉得行业协会可以做一些事情。根据我的了解,在线审判完全不是线下审判的线上办理,从现在的技术手段看,线上审判有很多沟通信息是丢失的,尤其复杂案件的网上审判,由于很多沟通信息的丢失会让案件不公正程度加重,行业协会要告诉司法机关这一点。
  杨安进:中小所应当提高抗风险能力,我们难,二三个人的小所生存更难。如果协会有一些渠道或者组织一些活动,提供机会让这些律所在新形势下通过合并或者共享办公等方式实现资源整合,也是转危为机的一个形式。我是执业多年的律师,感觉律师社会地位这几年下降挺明显,很多场合不受欢迎。这种局面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商人,社会上也就把我们这个群体当作挣钱的商人。在我们的身上体现不出知识、智慧、责任感和对社会法治贡献,律师真的就没有地位了。这涉及到律师群体在较高层面上的社会角色定位,希望律协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引导工作,尤其对于日益严重的资本控制律所的情况,需要审慎研究。另外,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愈来愈激烈,有些已经违法,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律师群体的社会形象,也给行业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种严重走偏的执业理念急需行业协会强力纠正。建议律协能够多了解一些情况,起码大家不要给这种行为站台。
  李彦馨:这段时间我担心的不是疫情问题,而是经济形势。我们有一部分投融资业务,以前还行,今年肯定受很大影响,我们增长的是清算和破产业务,这些更多地是经济下行或者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下一阶段如何,还有待观察。
  顾若平:不管疫情怎样发展,律所首先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业务,保持专业自信,看到新的增长点,打造真正的行业精品。非常感谢市律协为我们提供的学习平台,我们都通过律协平台端参加了学习,以前到不了现场,现在好几千人在线学习,解决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座谈会上,家理所、清律所都分享了律所数字化建设的经验,疫情加速了律师行业在这一方面的改变,也期待在律协组织下,能就此问题有更深入的交流。
  叶  勇:我们做专利多年,积累了大几百家稳定的客户,在跟客户打交道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服务面还是窄,尤其是技术人才管理以及技术人才股权问题,业务量很大,但我们能力不足。另外,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很快,对于资本的需求很大,但我们不了解这些业务。我们希望承接这些业务的律所能和我们携手,形成各种业务互补的闭环。从大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会激发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未来这些方面的业务会有增长。很多中小所的合伙人或主任都是律师出身,缺乏管理经验,累心费神还管不好,协会能否从管理层面上考虑,提升中小所合伙人、主任的管理能力。培训也好,从外面引进专门律所管理人也好,特别渴望有这样一个角色带领律师事务所良性运转。今天参会的都是规模小有特色的律所,能不能取长补短,合并同类项,这对律师和律所的发展、对节约成本或业务拓展,都是“1+1>2”。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有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行业就能够向上向好发展。大家有什么建议、想法可以随时交流,这对我们行业的健康发展会有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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