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克里斯蒂娜的经典推理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自1934年出版至今，一直是畅销书。2017年11月，这部小说被再次搬上银幕，导演及波洛的扮演者是大名鼎鼎的肯尼思·布拉纳。
　　推理小说一般都有一定套路：离奇案件发生，重重迷雾；侦探出现，查找蛛丝马迹，展开推理；真相大白天下。推理小说以逻辑至上的本格推理为基础，让读者和侦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拥有相同数量的线索，一起寻找谜底。读者的乐趣在于悬念之下，和书中侦探展开智力较量，看谁先发现真凶，不过，最终败下阵的往往是读者，谜底揭晓时总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细思量却又在情理之中。
　　谜语只能猜一次，推理小说也是这样，如果知道了结局，再读就索然无味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已广为人知，曾数次被拍成电影，观众、读者已经知晓谜底，再次翻炒旧饭，导演肯尼思·布拉纳纵有八斗之才，又怎能拍出新意？
　　
　　接受世界的不平衡
 
　　导演肯尼思·布拉纳没有沿袭侦探推理的路数来演绎这部影片，而是借助侦探波洛的视角，将正义良知、人性救赎这个永恒话题作为影片核心。布拉纳此举甚是高明，尽管影片公映后褒贬不一，但从不错的票房来看，布拉纳成功了。
　　《东方快车谋杀案》一开始，波洛相信世界非黑即白，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灰色地带，他相信人类是理性的、文明的，他不能接受世界的不平衡。影片即将结束时，波洛却决定掩盖真相，包庇真凶，"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平衡"。
　　波洛从"只容得下真实的世界"，到"接受世界的不平衡"，这种转变伴随着真凶出现、案情大白而转变。观众随着影片剧情的展开，宽宥了这12个人并深深同情他们，影片最后，真相"只有上帝和波洛知道"，波洛如何处置这12个凶手的命运成了观众的期待。此时，波洛包庇真凶和观众内心期盼不谋而合，深得人心。
　　导演的处理很讨巧，他合理地顺应了观众的情感需求。影片结尾，孤独的车站，无声驶去的火车，默默注视窗外的12双眼睛，看起来是那样宁静，可是所有人的内心都不平静，也包括每一位观众。
 
　　复仇的正义与良知
 
　　东方快车谋杀案，此案性质是仇杀，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分工的复仇行动。
　　人类的复仇行动源远流长，从最早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将对立一方打到毁灭为止，发展到同态复仇--杀人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再后来国家、法律出现，私人复仇被禁止，私人之间的杀伤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侵犯，还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遂产生了犯罪的概念。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秩序的破坏，应当由国家通过法律和特定程序进行惩罚，公力救济替代了
私力救济。
　　但是，公力救济也有疏漏的时候。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卡塞蒂绑架并杀害了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女儿，阿姆斯特朗上校一家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卡塞蒂却逃脱了法律制裁。在这起案件中，真凶逍遥法外，法律失灵了，没有发挥作用。正义的天平倾斜了，正如影片中被杀小姑娘的家庭教师所说："有时光靠法律是不行的"。
　　法律睡着了，正义何以实现？阿姆斯特朗上校夫妇生前12位亲朋好友，集结组团，着手私力救济，一人一刀，亲手血刃卡塞蒂，报仇雪恨。私力救济填补了公力救济的空缺，从而修复了失衡的秩序。复仇的快感，顺应了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情感，杀人偿命，快意恩仇。然而，复仇行为就是正义、就符合人类的良知吗？影片中波洛也反问家庭教师这个问题。
　　以正义之名的杀人也是杀人，天谴人恨的卡塞蒂也是一条生命，也有生的权利。假如卡塞蒂的亲友得知12名凶手后，也寻仇报复。如此这般，冤冤相报何时了，世界岂不陷入原始社会血亲复仇的状态中？
　　导演也意识到故事架构中的这个漏洞，于是数次在影片中用黑白镜头表现小姑娘的可爱美丽，表现阿姆斯特朗上校一家的幸福美满。用黑白镜头产生的视觉反差，来提醒观众这些美好已成过去，刺痛观众，继而剑指卡塞蒂，是卡塞蒂毁掉了这些美好，导演试图把观众调到和复仇者一个频道，卯足力量拉仇恨。影片还借亲友团之口称颂阿姆斯特朗上校的善良、宽厚，让人继续惋惜、痛惜。
　　这些铺垫，为12人的复仇行为寻找道德支撑。最后形成结论：杀死卡塞蒂是替天行道，是恢复正义，12人的复仇是正义的，是良知和人性的彰显。那么，波洛包庇12人，波洛向警方撒谎也是理所应当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复仇正当性的论证，过于生硬，很难让人接受。对人性善恶表现上，呈非黑即白状态，也有些简单与武断。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较量
 
　　说服他人接受一种价值观，很难。如果该价值观已经被主流文化淘汰，那就更难了。我们从《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看到了布拉纳导演的努力。然而，人类一直向理性文明走进，时代的变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人的观念。《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诞生60年后，美国发生了著名的辛普森案，经过旷日持久的世纪大审判之后，陪审团认定辛普森无罪。尽管绝大多数人认为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但是人们包括死者家属接受了这个结果。
　　与《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复仇行为的宽容和默许态度不同，辛普森案，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法律、对司法的尊重和信仰。人们相信，法律之治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好的自我管理方式。法律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小心翼翼地权衡利弊。人们选择了法律之治，便将权利自由以及权利救济交给法律王国，让法官来守候正义之门。
　　《东方快车谋杀案》和辛普森案还有一处不同，就是辛普森案历经侦查、起诉、审理阶段，法院在各方诉讼参与人参加下，通过证据认定事实，作出了裁判结果。东方快车谋杀案，从诉讼进程看，只是处于侦查环节中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初始阶段。
　　神探波洛根据蛛丝马迹进行严密推理，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12名乘客身上，其推理结果即使与事实吻合，也必须要有证据来支持，这就是当今世界普遍适用的证据裁判原则。
　　影片中有阿姆斯特朗字眼的纸条已被烧毁，只是提供了侦查线索，带血的刀、安眠药、摔坏的表、破碎的玻璃、恐吓纸条、12处刀伤的尸体，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卡塞蒂被杀的事实，却不能证明凶手是谁。即使12个人日后被送上法庭，能否被定罪也要看有无充分的证据。如果12个人否认犯罪，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定罪的。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波洛的工作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能否定罪，充满悬念。
 
　　颠覆记忆的神探形象
 
　　布拉纳版波洛，实在太帅了。一张政治正确的脸，精心修剪的大胡子，高大威武，绅士儒雅，感情细腻，完全颠覆了读者脑海中记忆的波洛形象--那个身材矮小，红鼻头，长相滑稽，还有用来搞怪的两撇胡子。
　　奇人异相，反而更符合观众的审美认知。布拉纳版波洛全能全知、高大完美形象，反而冲淡了波洛的个性特征，减损了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影片中有几场打斗戏，波洛身手矫健，武功高强，分分钟制服企图逃跑者。波洛手里的拐杖，真乃多功能神器，溜门撬锁时用它瞬间搞定，擒拿格斗时，又变成丈八蛇矛枪，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电影《特工学院》中的间谍武器。
　　看侦探电影，有时候不可太认真。《东方快车谋杀案》开场前几分钟，用极快的节奏展示波洛破获的另一则盗窃案。广场上，众人面前，波洛以"谁是最大受益者"，简单粗暴地排除了3位神父，又以油画上的划痕判断系窃贼的高档皮鞋所致，然后根据赃物起获地，武断指出窃贼就是总督。影片中被怀疑的总督相当配合，立刻奔跑逃窜，又恰到好处地撞上波洛提前插在墙上的拐杖。画面很酷很炫，梗却实在生硬，影片中的众人都弱智地配合着神探的"神机妙算"。导演当然也希望观众略微弱智一些，配合一下，赶紧按照导演的意思确立对神探波洛的人设。
影片中还有几个需要观众配合的梗：波洛对鸡蛋尺寸的挑剔，波洛不能容忍他人领带的不端正，波洛故意将另一只脚踩在牛屎上??这些疑似强迫症的表现，与导演对波洛的基本人设貌似又有一些差距。
　　《东方快车谋杀案》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长镜头运用气势如虹，画面华美精致，十几个"群众演员"各有看点。
　　总的来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