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
　　孙在雍，1937年生，中共党员，1961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并留校任教11年。1983年5月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1986年11月起接任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兼任第二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1990年7月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司法行政工作的管理与改革
　　1983年5月，在北京市司法局干部老龄化严重，急需补充年轻政法人员的背景下，北京市委任命我为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由此我回到了阔别数年的政法队伍。1986年，我接任司法局局长，兼任北京市第二届律师协会会长。律师行业的管理与改革是我在司法局工作的重要部分。
　　那时办公条件虽然困难，但经过同志们在律师制度恢复后四五年的努力，各种业务都陆续开展起来。内部制度的建设，包括规章制度、奖惩制度、办案制度等也已逐步健全。律师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但同时，各种新的法律法规都在酝酿、出台，各种新事物常出现在业务中，需要律师们努力学习。在了解上述细节后，我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度的监督、执行、落实上，通过评选恪守职业道德、业绩斐然的先进律师，给广大律师树立学习的榜样。于是在1987年底到1988年初，我们举行了律师制度恢复以来首次先进律师评选活动，共计30名律师接受了表彰。1989年，律师制度恢复10周年，我们借此契机又表彰了29名先进律师。
　　监督、执行、落实制度的同时，我们又在中央的号召下开展全民普法工作。随着法律常识的推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逐步增强。这体现在，过去大家有问题喜欢找领导，后来遇到问题大家开始找律师，试图用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
　　随着法律需求增多，律师机构、律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推动其他行业人员参与进来，做兼职律师。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要真正解决供不应求的矛盾，需要改革律师机构。改革牵动律师机构的所有制变更问题。那时律师顾问处、律师事务所属于政府编制，由国家拨经费支持，律师退休后由国家发放退休金。一旦律师机构市场化，律师就没有了“铁饭碗”，律师们能卸掉这个包袱吗？
　　经过市局党组多次会议，大家达成了推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改革试点的共识。在司法部的支持下，我们先在内部派遣人员出去组建两到三个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做试点。1988年7月，我们批准了北京市首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经纬律师事务所；一年后我们又相继批准了君合律师事务所、大地律师事务所。最开始我们的设想是先进行一到两年的实践，若效果良好，则让他们彻底脱离国家编制，若效果不好，还让他们回来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就会放开手脚干。事实证明，效果很不错，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从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995年已达到87家。

1987年8月，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的孙在雍与美国律师座谈交流

　　我在市司法局工作时，北京市律师协会属于北京市司法局管辖，司法局局长兼任律师协会会长是惯例。但在那时，我就考虑二者能不能脱钩。因为律师协会是专门为律师服务、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具有自治性，应该发挥其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司法局作为政府部门，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大方向的指导和监督，为他们培训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和保障。所以在司法行政工作中，我始终试图贯彻这种思想。1990年7年，我调任司法部办公厅主任一职，告别了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协会的司法行政工作。尽管我在任时没有实现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脱钩，但在1995年，这一开创性实践由继任者实现了。北京市第四届律师协会实现了由专职律师担任会长，我听闻后欣喜不已。

　　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期望
　　我现在离休了，但一直把司法局、律师协会看做是自家人，有很多的心里话想说。
　　第一，北京的律师队伍素质很高，业务横跨国内外，视野非常宽广。我希望今后北京律协在北京市司法局的领导和指导下，继续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不要让人才闲置。今天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核心领域、尖端方面，律师行业也不例外。律师协会和司法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激励优秀律师迎难而上，克服困难，让他们大胆轻松地创造社会价值，不辜负大家对司法和律师事业的期待，不要让他们的潜能因激励不足而没有得以充分释放。
　　第二，经过30多年的努力，司法行政工作的地位、影响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这是律师制度刚恢复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能比拟的。原来大家谈及法律工作部门的改进、扶持，重点放在公检法，很少关注司法局、律师协会，许多司法行政工作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没有被重视。现在重要的会议，包括人大会议、政协会议，都有司法行政人员和律师的代表列席，上下都懂得倾听我们的意见。所以司法行政人员和律师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地位提升，充分利用时代带给我们的契机，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司法行政工作和律师工作做得更好！